摘要: 这四个案例都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尤其是在加拿大、丹麦和法国。
社会保障管理和服务的数字化转型是复杂而多方面的。它需要仔细考虑各种因素,如法律和监管框架、技术基础设施以及社会和文化规范。本文比较分析了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和法国四个国家社会保障管理和服务的数字化转型,综合出一系列关键经验教训。
四个案例可以归类为具有高度能力的行政和服务的社会保障机构。在这四个案例中,服务生产和服务提供的数字化都是增加获得社会保障和包容性服务的机会以及提高公共部门生产力和成本效率的关键。这四个案例都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尤其是在加拿大、丹麦和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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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轨迹相似
数字化转型的先驱和领导者
关于公共部门的数字化转型和社会保障,这四个国家的发展轨迹相似。他们都是政府和公共服务IT采用以及数字化转型的先驱和领导者。这四个国家成功实施了电子和数字政府,并在包括EGDI、GTMI等在内的各种国际基准上始终位居全球前列。这四个国家在数字服务提供和公民参与方面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成为创新者。澳大利亚、加拿大和丹麦的社会服务数字化转型是在国家层面制定的国家数字化转型战略。在丹麦最近的战略中,政府正在努力巩固社会服务,提高公民的透明度。它还为各部门的数据共享和协作奠定了基础。这一点在中央政府以及地区和市一级都很明显。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联邦性质意味着,与丹麦的跨政府联合方法或法国的方法相比,中央政府与地区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联系更加分散,在法国的方法中,社会保障筒仓横跨国家、地区和地方各级。这在四个案例中的每一个案例中都以不同的方式反映出来。尽管这四个国家都在努力采取跨政府、协调一致的治理方法和政府间合作,但它在政府的横向和纵向层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合作和影响。丹麦有一定程度的正式跨政府合作和协调,而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中央、区域和地方政府一级的运作往往没有正式的协调或协作。同样,对于社会保障数字化的战略方法,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和丹麦,社会保障必须与中央政府行为者制定的共同战略、标准和组成部分保持一致。在这些国家,中央政府仍然对私营部门参与其创新生态系统持开放态度。简言之,社会保障不是在真空中运作的,而是被视为整个政府服务组合的一个组成部分。相比之下,在法国,数字化转型的努力落在了社会保障本身,社会保障也往往是孤立的,而不是作为整个政府服务组合的一部分。
在这四种情况下,治理、协调和协作的方法也体现在关键职能和服务领域、社会保障和福利服务的专业化和整合程度上。除法国外,澳大利亚、加拿大和丹麦都已或正在采取全政府数字化战略。其结果是,这四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层日益一体化。同样,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联邦性质导致地区和地方当局及其提供社会保障和福利服务更加分散。同样,法国采取的更为孤立的方法认为,社会保障需要高度的纵向一体化来克服这一问题,但与其他三个国家相比,社会保障仍然是横向孤立的。
建立技术基础设施
支持广泛的数字服务和应用
澳大利亚、加拿大和丹麦的社会保障似乎比法国的前端统一和集中程度更高。这三个国家的社会保障组织似乎也推动了在线服务使用、后台数字化、自动化和数据重复使用的国家战略方向和雄心水平。
在采用在线服务方面,澳大利亚和丹麦在默认数字标准和渠道策略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联邦性质以及与地区和地方当局的有限协调与合作导致了不同程度的在线服务使用。法国已经克服了与中央政府战略整合相关的碎片化局面。丹麦再次采取联合和跨政府的做法。同样,2012年,丹麦选择了一种更集中、更独特的主动选择退出在线服务的方法,导致与分析的其他三个案例相比,“数字化程度”相应更高,这些案例都采用了选择加入的方法。
关于以用户为中心的社会保障交付,所有四种情况都应用了各种以用户为核心的设计方法。所有这些都有可用性和设计标准,但法国是唯一一个采用ISSA服务质量指南的国家。丹麦有国家规定的设计标准,而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设计标准由于两国的联邦性质而分散。也就是说,州和省的设计标准通常受到启发,并与中央政府的目标保持一致,例如阿尔伯塔省和安大略省。
建立数字化的法律和监管框架
在法律和监管层面,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相比,法国和丹麦的成熟度更高。前两个国家是标准和数字服务法规的早期采用者,包括网络无障碍、数据和隐私法规。这些法规受到欧盟建议和法规的强烈影响,但也符合国际标准和联合国宪章。轶事证据表明,欧盟的经验正在影响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尤其是在互操作性、数据和隐私保护方面。相比之下,澳大利亚的Centrelink激励了丹麦和加拿大巩固社会保障,UDK和加拿大服务局就是例证。
澳大利亚案例的主要教训与政府整合社会服务以及越来越关注整个政府和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生产和交付生态系统有关。Centrelink服务为全球多个社会保障服务和公共服务数字治理发挥了示范作用。
从加拿大的案例中可以吸取三个主要教训。首先,加拿大很早就意识到数字治理的必要性,以促进公共部门和社会保障的数字化转型。为了克服这种情况,该国制定了一种更具协作性、整合性和综合性的数字治理服务提供和全政府方法。其次,加拿大数字政府的良好做法主要与早期采用持续的以用户为中心的方法有关,以达到今天的真正成功水平。第三,加拿大政府还采取了一项强有力的战略,以扩大覆盖面、增加包容性和消除贫困。
几个关键的有利因素
从丹麦案件中吸取的主要教训首先与几个关键的有利因素有关,这些因素是采用相关工具进行监测、遵守、故障排除/升级,以及通过指导委员会和工作组解决跨部门挑战。其次,丹麦大力关注关键基础设施的全政府方法,与私营部门共享组成部分,迄今为止,丹麦已成功地采用了真正的跨政府实施,并规定了共享使能器、平台(门户网站)、战略和标准。在前台一级,丹麦的方法是全政府案例的独特模式,具有设计和网络无障碍标准,包括间接共同创建,以及强制性的用户测试和综合用户旅程。第三,创新文化在丹麦数字化转型的成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战略试点项目、合作伙伴关系和共享创新设施或团队促进了数字化转型。
法国政府取得的相关成就包括一个强大而成功的前台服务提供系统,该系统将数字和物理元素相结合,为该国偏远地区和农村地区提供包容性服务。除此之外,法国政府为数字服务提供了充足的评估、监测和持续改进工具。最后,法国明确指出了与分裂有关的问题,并通过中央政府门户网站提出了加强整合和一体化的倡议。